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谈谈李白《上皇西巡南京歌》

发布时间:2021年12月23日 15:40      点击量:528

谈谈李白《上皇西巡南京歌》

       刘咏涛

李白《上皇西巡南京歌》为组诗,共十首。作于唐肃宗至德二载(757)年底,玄宗东归之后。

天宝十五载(756年)六月,安禄山兵破潼关,玄宗西幸成都。七月,到达成都。八月太子李亨即位于灵武,是为肃宗,尊玄宗为上皇天帝。至德二载(757年)十月,肃宗还长安,遣使迎玄宗于蜀郡(成都)。十二月,玄宗从成都还长安。大赦天下,以蜀都(成都)为南京,凤翔为西京,西京(长安)为中京。

组诗主要写玄宗避难蜀中事,重点放在巴蜀尤其成都的灿烂历史文化与繁盛美丽之上。兹简介如下:

其一,写上皇西巡缘由和剑门之险。写出了“剑门天下雄”的不凡气势。其二这首诗名气最大,也是四川人最喜欢的一首诗。诗人赞美了成都人物之富庶,山川之秀美。其三至其九,主要写玄宗西巡盛况,成都的便利交通、悠久的历史及石镜、散花楼、星桥等丰富的历史文化遗存。第十首,写上皇去蜀东归,兼及政治形势。

这组诗内容丰富气势恢宏直截了当地表达了诗人对蜀中尤其是成都的赞美,全方位展示成都的历史文化遗存、名胜古迹和繁盛美好,隐含了诗人对故乡的无限热爱和殷殷怀念之情

但是,对李白的《上皇西巡南京歌》,一般的“古代文学作品选”,“唐诗选”,“李白诗选”都不选,“中国文学史”或“中国古代文学”也没有相应书写。

清代人编选的唐诗选本《唐诗三百首》,没有选此诗。近代髙步赢编选《唐宋诗举要》,选唐诗619首,没有选这组诗。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编《唐诗选》选李白是64首,没有选本组诗。原上海师范大学《李白诗选注》编选组《李白诗选》(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年修订本)没有选,但选了《永王东巡歌》十首。复旦大学古典文学教研组《李白诗选》(人民文学出版社1983 第三版)没有选。安旗 阎琦著《李白诗集导读》(巴蜀书社1998年)没有选,阎琦注评《李白诗选评》(三秦出版社2010年),也是没有选,两书均选了《永王东巡歌》六首。

洋洋洒洒选李白诗109首之多的《唐诗鉴赏辞典》也不收,四川学者周啸天主编的《唐诗鉴赏辞典补编》再增补李白诗23首,仍然没有选。周勋初主编《唐诗大辞典》在“名篇”部分,也没有列入这组诗的名字。

周建忠 郭兴良主编《中国古代文学》(高等教育出版社2017年第三版),第四编第三章李白,没有提及《上皇西巡南京歌》(却两次提到《永王东巡歌》)。袁世硕主编《中国古代文学史》(高等教育出版社2018年第二版),第四编第三章《李白》,没有提及《上皇西巡南京歌》。于非主编《中国古代文学》(高等教育出版社2014年第四版)第四编第三章《李白》,没有提及《上皇西巡南京歌》。连“中国文学通史系列”的大部头《唐代文学史》(上下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95年),其上编“初唐盛唐文学”,第十八、十九章为《李白》上、下共两章,洋洋洒洒数十页,也没有提及《上皇西巡南京歌》。杨世明著《巴蜀文学史》(巴蜀书社2003年),以书写巴蜀作家作品为己任,对李白自然是大书特书,可是也没有提及《上皇西巡南京歌》,只提到了《永王东巡歌》。

由此,基本上可以说,这十首时没有受到古代文学教学研究界的重视。

其实,李白此诗无论是思想内容还是艺术成就,都有其独特的过人之处,有其不可替代的价值和意义。笔者只就本组诗的思想内容,作一番梳理考察,最终得出结论。

笔者认为,对这组诗的评价应该结合当时的历史和作者本人生活的情况、所处的环境及心理情绪,实事求是地进行,以还其本来面目和应有的地位。我们知道,玄宗幸蜀在蜀中的一年多时间,李白并不在场,并非事件亲历者。玄宗在蜀时,李白早已离开家乡“仗剑远游”他乡;玄宗幸蜀时,又没有跟着去。就是说,李白也是听闻别人转述而将这些“材料”通过适当合理的理解和想象书写出来的。  

但是,作为蜀人的李白,对玄宗幸蜀所经过的地方并不陌生,对玄宗本人,对成都及蜀中各地了解熟悉的李白,经过精心构思专力书写出来的整整十首组诗(而且组诗内容直接关涉自己的家乡),其价值意义,我们无论如何不应该忽视,对它们的评价也不应该低了!

虽然选本不选这组诗,但是历代的评价却不乏其人,可谓大相径庭。

有低评的。清代翁方纲指责诗:“殊与风雅之旨不类”,若反言之,则不必;若正言之,则不宜”,“若此之类,何以立诗教乎?”清代叶矫然:“太白“地转锦江成渭水,天回玉垒作长安”,……乃是铺张明皇幸蜀微意,似宋人“直把杭州作汴州”语意。不知者只以壮丽目之,……真可笑也。”

有中评的。清代唐汝询将其看作讽刺诗:“太白虽为尊者讳,然亡国之耻正在言表”。(《唐诗解》)

也有正面肯定的。宋代严羽:十首皆于萧条奔寄中作壮丽语,是为得体;举秦蜀形势不忘故都,是为用意。《沧浪诗话》王琦对“其八”评说道:“首二句用此,见蜀地自昔与中国隔远,未尝为帝王巡幸,以反起下文今得天子一行,遂成都邑之美也。”也有好评高评的:清高宗乾隆敕编《唐宋诗醇》:述当时事何等明白可作诗史

关于这组诗的意旨,历来有争议,主要有两种看法:一认为是颂歌,意在玄宗还朝感到欣喜,为国家形势的好转而高兴;另一说认为全是用反讽手法,对玄宗的逃跑主义进行了批评,安史之乱中,表面上以唐玄宗西巡盛事,其实抒发了他对玄宗出奔行为的讽刺和义愤。

笔者觉得,评价这组诗要涉及四川历史和巴蜀文化,要言及成都,这样才能得出合理的评价和得出正确的结论。要知道玄宗幸蜀在李白眼中可是件大事也是件好事,因为李白是蜀人并且爱他的故乡蜀中。

李白出生地到底是哪里姑且不论,但学术界和普通百姓将李白认为蜀人是基本共识。李白本人也是将蜀中看作自己的故乡的。李白离开故乡之后,再没有回来过。但是诗人无论什么时候,无论走到哪里,都始终不忘故乡。“李白在四川长大,对巴山蜀水非常热爱。”

李白一生留下了多篇怀念、回忆家乡的诗作,他“东涉溟海”“散金三十万”后的贫困之时有《静夜思》,与好友元演同游太原时作《太原早秋》:“梦绕边城月,心飞故国楼”。开元二十二年春在洛阳,诗人听到笛子曲《折柳》,于是再次勾起了怀念家乡的“故园情”。《秋夕旅怀》“凉风度秋海,吹我相思飞。……含叹想旧国,泣下谁能挥?”北方的秋天吹起了凉风,使诗人想到了温暖而可爱的故乡。

作为这组诗的“主角”玄宗皇帝,李白对他有着复杂微妙的情感,但是总的说来是有感激有敬意的。他没有理由在这组诗讽刺玄宗或者限制幸蜀之事。

开元十三年(725),李白东出夔门,“仗剑去国,辞亲远游”,后来在湖北安陆定居下来,从此“酒隐安陆,蹉跎十年”。其间,干谒数人,请求引荐,无果。大约在开元二十四五年时间,西入长安求仕,结果大失所望。于是,再次漫游。然后举家迁居山东任城。

不管因为什么原因,天宝元年(742),离开蜀中一心求仕的李白,在十七八年之后终于迎来了自己一生之中的高光时刻:奉诏入京,供奉翰林。诗人得意极了,大声宣布“仰天大笑出门去”,放言“我辈岂是蓬蒿人”(《南陵别儿童入京》)。玄宗“征就金马,降辇步迎,如见绮皓。以七宝床赐食,御手调羹以饭之,……置于金銮殿,出入翰林中,问以国政,潜草诏诰,人无知者。 (李阳冰《草堂集序》)李白自己也说一朝君王垂拂拭,剖心输丹雪胸臆忽蒙白日回景光,直上青云生羽翼。幸陪鸾辇出鸿都,身骑飞龙天马驹。王公大人借颜色,金璋紫绶来相趋。”(《驾去温泉后赠杨山人》)由于朝中权贵的谗毁,加上他自己性格上的一些问题,天宝三年被玄宗“赐金放还”,再次离开长安。

无论如何,召李白入京的是玄宗,玄宗有恩于他;而李白离开长安的原因却不能怪玄宗,并且李白离京时,玄宗还给他“赐”了他“金”,既给了诗人一定面子,更给了较多实惠,皇帝的赏赐不会是个小数的。

至于李白后来加入李璘集团,又被莫名其妙地牵连进了李亨、李璘兄弟之争,因而被贬受苦,更是和早已是太上皇的玄宗风马牛不相及了。实在要讽刺,李白也只会讽刺肃宗,但是本组诗也没有看出这层意思,李白也不敢。李白获罪,是由于他对政治的感觉不敏,御史中宋若思就认为他罪薄宜赦。宋若思还请李白参谋军事,并上书肃宗荐李白可用,但是肃宗不允。周勋初说:“李白在肃宗、永王之间,却也真有拥护永王而对肃宗存而不论之势。”“他称永王的军队为‘王师’,称忠于肃宗的军队为‘北寇’。可见他拥戴永王的坚决态度。”

玄宗、肃宗身为父子应该相亲相近,实际上却是相互猜忌。事实上,玄宗是被李亨“遥尊”为上皇的,玄宗让位并非心甘情愿。在赴蜀途中,玄宗任命儿子李璘为江淮兵马都督、扬州节度使。李璘起兵是受到玄宗授权下令才行动的。弄清楚了这些基本事实和相关人事关系之后,对李白的《上皇西巡南京歌》,是无论怎样也不应该得出挖苦讽刺玄宗的结论的。

可是清代唐汝询将其看作讽刺诗:“太白虽为尊者讳,然亡国之耻正在言表”。清代翁方纲指责本诗:“殊与风雅之旨不类”,“若此之类,何以立诗教乎?”清代叶矫然也认为诗“乃是铺张明皇幸蜀微意,似宋人“直把杭州作汴州”语意。”

前面说过,我没有发现《中国古代文学作品选》之类书籍选过此诗,一般的《李白诗选》也不选此诗,《唐诗鉴赏辞典》及《唐诗鉴赏辞典补编》,以及《中国文学史》等文学史教科书都没有选(或提及)这组诗。

只有钱志熙《李白诗选》选了其中一首。比较其它选本,钱书选诗并不算多,但是选了《上皇西巡南京歌》一首,可见其对本诗的重视。钱先生在诗后的评论中说:“至德二载,明皇还蜀,大赦并以蜀郡为南京,这当然是肃宗尊礼上皇的一个举动,同时也是为了粉饰玄宗避乱幸成都之事。太白作《上皇西巡南京歌十首》,正是为润饰朝廷此典制。白……昔以作《永王东巡歌》而贾祸,今又作《上皇西巡南京歌十首》以补过……李白作这一组《上皇西巡南京歌》,可以说是合情合理的,也可以说是李白平生创作中润饰鸿业的大手笔之一。”笔者认为,这样评论大致是合符情理的准确的。但是钱先生后面又说“虽然以今天的历史眼光来看,太白对明皇幸蜀的歌颂,充满反讽味道。”这个说法和前述“历来看法的后者相似,对此笔者就不敢苟同了,我看不出“反讽”,即使“以今天的历史眼光看”。

笔者认为上引这些评论都有可以商榷之处。还是严羽、王琦和《唐宋诗醇》的编选者对这组诗歌的评说更有道理。

要想说清这个理由,还不得不从李白创作这组诗的大小背景考查不可。

李白写此诗的原因,大的背景是由于安史之乱,小的原因是李白此前的一个人生行为:追随永王李璘,因李璘兵败被杀而受到牵连。

安史之乱对唐朝国家是个重大打击,从此之后,大唐由盛转衰,不复昔日辉煌。而作为造成这一局面的主要人物,唐玄宗难辞其咎。然而,巴蜀和成都所受影响却似乎正好相反。这里自古以来自然条件优良,气候温暖宜人,公元前316年都江堰水利工程建造完成以来,四川尤其是川西平原“于是蜀沃野千里,号为陆海。……故记曰:‘水旱从人,不知饥馑,时无荒年,天下谓之天府’也” 因而自汉代以来就有“天府之国”的美誉。隋末大乱,巴蜀也并未遭受战乱之苦。经过隋代以来的修养生息,加上初唐盛唐的励精图治,安史之乱爆发时的成都,农业、商业、手工业发达,生态良好,物产丰富。水上交通发达,就如杜甫所说:“门泊东吴万里船”,或者李白所云“云帆龙舸下扬州”,都是实写。成都在唐代享有谚称扬一益二的盛名。

成都城市人口多,热闹繁华。李白说“万户千门”绝非溢美之词。安史之乱不仅没有影响破坏蜀中,反而给巴蜀尤其给成都的发展带来了历史性的机遇,对蜀中成都的历史文化有着巨大而深远的影响。玄宗幸蜀就是一个极好的事例,因为,此前的蜀中,还没有来过中央王朝的皇帝。

李白早年在蜀中的时候,就曾漫游各地,他第一次来到成都,就被其深深打动了。游览了司马相如的琴台,瞻拜扬雄故宅,登锦城散花楼,写了《登锦城散花楼》《白头吟》等诗。不止成都,故乡巴蜀还有很多美丽的地方,如江油县城、梓潼盐亭一带、剑门、峨眉山,出川时还顺路沿岷江经乐山到宜宾再到渝州。(参见吴明贤《李白与四川》,四川大学出版社2010年,第26、27页)一路的美景和其它美好事物都引起青年李白的极大兴趣,他深深地爱上故乡。

以至于李白离开蜀中之后,对故乡的热爱和思念,从来没有中断过。“东涉溟海”的贫困的时候,还是与好友同游太原时,还是离开故乡九年后,在洛阳听到笛子曲的时候,都一再勾起了怀念家乡的“故园情”。使诗人想到了温暖而可爱的故乡。直到晚年,李白在宣城所作诗中有“一叫一回肠一断,三春三月忆三巴”这样的动人诗句,可见对故乡的情感之深切。

不仅是这些直接表达思乡之情的作品,李白诗中还常常写到有关巴蜀的历史文化传说人物。如《蜀道难》中“蚕丛及鱼凫,开国何茫然”可见对家乡历史的了解。本诗虽写蜀道之难且另有寓意,但却以其极高的知名度而带来极大的宣传效果,不容小觑。甚至,连算命卜卦这样的小事,诗人也自然首先想到了家乡的严君平:“升沉应已定,不必问君平。”(《送友人入蜀》)

刘晓凤认为:“《上皇西巡南京歌》的基调与大多数的思乡诗作不同,整租诗情绪饱满,满是欢欣自豪。”“诗人不直言思乡,却在诗中全方位、多层次地铺陈成都盛景。”(刘晓凤《上皇西巡南京歌》与《成都府》的比较》,《杜甫研究学刊》2012年第3期)谭兴国认为:“对于唐明皇逃亡成都,他是持拥护态度的。他鼓吹建都南京(成都)以为统一国中的基地。” 笔者赞同他们的说法。

李白一生仕途坎坷,到了晚年又经历李璘事件的牵连,贬谪夜郎,受尽惊吓和心灵折磨。得知玄宗幸蜀回京,早年故乡的美好生活记忆自然有涌上心头,勾起诗人的家乡情结,于是一发二不可收,来了个整整十首。

李白诗表达了对故乡的思念,宋代严羽就较早看出了这点:十首皆于萧条奔寄中作壮丽语,是为得体;举秦蜀形势不忘故都(此处应解为“故乡”),是为用意。《沧浪诗话》

玄宗西巡为成都留下了不少遗迹,为巴蜀文化增光添彩,多有贡献。玄宗幸蜀四五百天,到过蜀中不少地方,参观访问过不少古迹,有的古迹虽然他并没有题写、重修,但是这位皇帝和当今太上皇的他,只要一经过,就会有非凡的广告效应。如新津的老君山、修觉山。修觉山原名四安寺,因玄宗题写“修觉山”而更名为修觉寺。 成都北郊的天回镇,也是因为写作避乱蜀中,乱平返回京城时路经此地而得名。李白诗中也提到了天回镇。明皇还丰富了成都五担山及石镜文化。位于成都市区的大圣慈寺,是三藏法师受戒学律处,玄宗亲为该寺题写匾额“大圣慈寺”因而免遭会昌灭佛。

就是这么一组表达热爱家乡,充满巴蜀文化精神,具有史料价值的《上皇西巡南京歌》,四川人却重视不够。上述周啸天主编《唐诗鉴赏辞典补编》没有选入一首。四川大学中文系中国古代文学教研室编写《中国文学》(四川人民出版社,2006年第2版)之“魏晋南北朝隋唐五代卷隋唐五代文学第一编第六节“李白”,没有提及。一般的唐诗选本,李白诗选本以及文学史专著都不提及,也还算了,连这样的著作都不提及,是没有道理的。